近日,在中国政信发展论坛上,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,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,把扩大内需与优化营商环境搞上去,政府信用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,并由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。

 

改革开放40年,是政府不断从“经济建设型政府”向“公共服务型政府”转型的过程,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过程。近日在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、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承办、国投信达(北京)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一届“中国政信发展论坛”上,迟福林表示,这个过程既是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过程,也是政府信用建设的过程。迟福林在会议上对政府信用从三大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。

 

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实践

 

改革开放40年来,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实践,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、经济活力,使我国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了历史性变化:

 

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。这个历史性跨越,重要的是承认并发挥市场的作用,尤其是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。改革开放40年,民营企业对国家税收贡献超过50%,国民生产总值、固定资产投资、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%,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%,城镇就业超过80%,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%。

 

从短缺经济社会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。改革开放之初,应该说在消费领域几乎什么都缺。今天,老百姓不仅生存型消费得到满足,而且正在向服务型消费过渡。这样的提升过程是怎么实现的?就是从承认市场、放开市场、发挥市场作用开始的。改革开放之初,之所以很快解决了“吃饭”问题,就是由于广大农民有了自主权。例如,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1979年1年的粮食总量相当于过去15年粮食总量的总和。

 

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。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,打开国门搞建设,从引进来到走出去,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逐步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,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,由此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、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。

 

以扩大内需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

 

当前,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,应对贸易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的挑战,我国最大的优势、最大的本钱在于巨大的内需市场。

 

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历史关节点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,我国的产业结构、城乡结构、消费结构变化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。适应工业化后期的发展大趋势,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发展,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服务型经济体系,将推进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。

 

当前应该加快消费结构变革,逐步提升全社会服务型消费的比重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,服务型消费比重的提升处在历史关节点。以药品为例,适应国内健康医疗加快发展的大趋势,尽快放开部分药品市场,不仅能够适应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大趋势,更能够适应老百姓对健康医疗的迫切需求。

 

目前城乡融合至少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。当前,城乡结构正处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融合的历史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,如何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融合统一起来,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,处在历史的关节点。

 

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。比如我国服务业占比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空间,这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。当前,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.6万亿元,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-50万亿元人民币。更重要的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。例如,文化、教育、健康、医疗、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型消费。现在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大约为40%-45%,农村居民大约为30%左右。如果未来5至10年,13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%左右,将产生数十万亿的消费需求,这将明显改善供给结构,将进一步拉动全球消费市场。

 

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。当前,我国服务业发展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,不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,也不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,重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,比如研发体制改革严重滞后。为此,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。

 

当前,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,重要的是以扩大内需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。如果真的能够把内需做好了,我国就有条件打赢这场贸易战,就能够保持未来10年、20年的可持续增长。在我看来,应对中美贸易摩擦,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、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、多边影响大于单边影响。这是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。我们只有作出符合自己实际需求的战略性选择,充分发挥自己的内需潜力,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,有效应对内外的挑战。

 

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加强政府信用建设

 

扩大内需,关键在于优化营商环境。在国内国际市场直接融合的背景下,资本可以选择到国外,也可以选择在国内。也就是说,如果没有好的营商环境,资本就会流出。为此,要努力打造国际化、法治化的营商环境。

 

扩大内需,发展实体经济,重在大幅降低企业成本,尤其是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应当承认,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,无论是税收成本,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,都处于较高水平,这对经济转型升级、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会造成某些不利影响,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影响。为此,创造良好营商环境,重点任务就是要明显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 

“实现产权保护的制度化、法治化。”迟福林表示,如果没有这一条,社会资本就很难稳定预期。应该说,在这个方面我们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矛盾与挑战。

 

迟福林建议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。他表示,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突破,就很难使创新成为扩大内需、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。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总结为三句话:“把门打开,把市场搞活,把激励搞对”。为什么在科研领域创新做的还不够,甚至有些方面还比较滞后?核心是把人的激励机制搞对。所以,改革教育体制、科研体制,是发挥创新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关键所在。

 

迟福林还认为,要加快形成服务型经济,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,重点之一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。目前,工业领域的市场已经基本放开,但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、市场垄断还比较突出,由此制约了服务业发展,制约了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的发展。据统计,2016年,全球服务贸易占比为23.8%,而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4.5%,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近10个百分点。究其原因,不能不说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直接相关。

 

迟福林强调,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政府信用建设的基础。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,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,面临着各种经济社会矛盾。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,把扩大内需与优化营商环境搞上去,政府信用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,并由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,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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